“战国”春秋——紧固件行业历史随笔(之四)
更新时间：2011-5-12

     总体说来，现正在行业打拼的同仁，对90年代以后的事，多是亲历亲为者，因此，关于行业历史的故事，说到90年代，就可打住了。但是，又觉得有些“意犹未尽”。 
     笔者在《潮起潮落——行业历史随笔之三》一文的结尾说过，“行业向‘高附加值产品’转型，向‘更高、更强’发展的宏愿，成了一道难解之题。”原来这正是让笔者放不下的一个“结”。那就把与此有关的故事作为这个《随笔》系列的结束好了，因此第四篇就围绕此话题道来。 
    其实，行业欲解此题的愿望在90年代即已萌发，且日益强烈，直至如今。虽历经20年，却没有显著的进展，这无疑已成行业的心病和憾事。常言道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，因此要从导致当前困局的起因、背景说起。 
    一．墙内墙外 
    在80年代以前，紧固件行业基本还是国企的天下。在这些国企中，大体随发展而被自然地分成了两类：一类是基础和机遇较好，因而得到国家（包括地方和中央）扶持，逐步发展为实力较强、较大的企业（按照国家的划分标准，在我国紧固件行业，最大的企业至多也就只能算作“中型”企业而已）。另一类虽属国营，但能得到扶持发展的机会不足，“运气”不那么好的，只好随波逐流地、慢慢地摸索前行。于是前一类“好上加好”，受到国家更多的关照，得以成为一些国家级主机企业（如汽车的主机企业）指定计划内的配套企业。而这种计划还有明确的“条块”界限，汽车就是“汽车口”，机床就是“机床口”……各自安排配套，泾渭分明。后一类则只能“捡点零活”，去干各种需求的社会服务性产品。这种或许并非有意的划分，却逐步导致了两类企业截然不同的发展命运和结果。对于“配套企业”，国家实行“计划分配”制度，他们的“任务”，即订单，由国家确定。只要主机（企业或行业）发展，他们即可毫无悬念地在国家的扶持下发展，绝无“饭碗”之愁。正如《随笔》第三篇所说，当总供应量不能满足需求时，这些配套企业也是会“很牛”的。计划分配和供不应求给它们带来了好时光。“计划”成了保证主机配套（质量、数量）的法宝，也成为一堵保证取得“配套资格”企业的极好的墙。无疑，这既有利于主机企业，也有利于那些配套企业。然而，就紧固件行业而言，它却把更多的企业（小型的国企），挡在了随主机发展的机遇之外。在“墙内”，配套企业逐渐成了“亲儿子”，不断地获得投资武装的机会，唾手可得的“计划”让他们基本处于没有竞争的“养尊处优”的境地，于是培养出一批缺乏竞争意识的、似乎有些“不求上进”的“公子”。当然，在“竞争”概念还没有提出的当年，无论是国家抑或是这些配套企业，只看得到这种安排的有利之处，或许谁也没有意识到它将带来的弊端。 
    结果，正是这样一堵自己筑起的“墙”，挡住了更多国有企业参与竞争的发展之路，也导致了“不争气”的配套企业后来难以适应高速发展的机械工业的尴尬局面。 
    大致在80年代中期以后，或许是国家（某些工业的主管部门）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或许是在全面改革开放总体形势下引入“市场竞争”观念后不可遏制的趋势。总之，国家决定，把包括紧固件行业在内的一批“小行业”首先推向“市场”，即所谓“抓大放小”。也就是拆掉那堵“墙”，让你们竞争去吧。实践表明，这一“拆墙行动”，对于被扶植的企业，显得太早，而对于其他国企又显得太晚，真是无可奈何，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悖论。 
    其实，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利弊两面。国家为发展支柱主机行业，扶持一批够能力的配套企业，其实是很自然的、正确的选择。如汽车行业的紧固件配套企业就有了“三大家”（一汽的“吉标”，武汉的“汽标”和东风的“61厂”）之说。“三大家”的陆续建立，显示了这种选择和决心。一汽的“吉标”和东风的“61厂”，都是作为主机企业直属配套的子企业与主机企业同时建立的，它们自然而然便受到母企业和国家的极大关照，前途无忧。武汉“汽标”的建立则有些特别，它是在南京、北京、济南等几家新起的较小规模的汽车主机厂建立之后（二汽尚在计划中，“61厂”还未建立），其紧固件配套已经显现矛盾时才建立的（详情已在《随笔之三》介绍）。 
    这样一来，确实使相当一批包括紧固件在内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得以脱颖而出。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，这些企业在为主机配套和满足其引进主机配套中获得了实践与锻炼，并在技术、装备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于是一步一步被作为行业骨干予以扶植。其他机械行业的情形也大致如此，如内燃机、机床、工程机械等，凡是紧固件用量较大的行业，都逐步扶植起了各自的配套企业。 
    从一个行业角度而言，拥有一些技术上能与国际领先同行水平接近的骨干企业，是引领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，因而扶持骨干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决策。缺乏骨干企业的行业，必缺乏技术创新的实力，尽管庞大，只会是“虚胖”的。 
    然而，问题在于这些骨干企业“生不逢时”，并且缺乏必要的竞争。政府一些部门扶持行业骨干的苦心谋划（60-90年代，汽车行业就一直在努力，要为汽车工业所有重要的配套零部件小行业扶植一批骨干企业，并建立相应的技术开发中心，即“扶植40种关键零部件骨干”的雄心勃勃的计划）在面对全国彻底“放”的局面迅猛到来时，一方面原有的设想和计划远未完成，另一方面又“没招”应对新的局面。最终不得已而放弃了那些正在扶持中的骨干（更不用说后来连它们也自身难保了），其结果是“功败垂成”，只能扼腕叹息而已。 
    而那些没被选定为“亲儿子”的国企，当需求由计划转向市场时，反而获得了无所约束的发展机会，较早地靠自己去“拯救”自己。它们中的一部分在竞争中消亡，而另一部分，则在“改制”中化为“民营”，成为民企发展的基础。东北一家中等规模的国有紧固件企业，因“经营不善”无法继续生存，被转让给本单位一位愿接手者，条件是“零元价格”，并提供流动资金贷款，以后以经营所得逐步偿还，这是国企改革方式的试验之一。尽管曾一度有批评认为是贱卖了国企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。当我们看到，这些改了“姓”的企业继续在这个行业存活下来，甚至比原有企业活得更好时，必须承认这种改变的积极作用，毕竟给行业留下了“骨血”，总比那些让国企彻底消失甚至落入私人腰包要好。原有的国企正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，化成了大批新兴民企的基础。 
    也正是这些以国企出身的最早的“民企”，为了它们的生存、发展，成了骨干国企最早的竞争对手。 
    世事难料，恰是这道自己筑起的墙，至少作为重要因素之一，最终改变了中国紧固件行业国企的总体命运，也改变了行业的格局。